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法庭将于10月20日在香港举行揭牌仪式。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接受羊城新闻记者专访：国际纠纷领域的变化 “国家管理是现代国际法中东方管理的智慧。”肖永平表示。国际调解法院总部在香港设立，是中央支持香港发展亚太国际法律与争议解决服务机构的重要一步，香港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从“国际仲裁中心”升级为综合性“国际医疗中心”。作为东西方法的交汇点，它为国际社会解决争端提供了更公平、更理性、更经济、更灵活的选择。这表明，中国不仅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也有望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国际法治的维护者。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包容的方向。 ”肖永平说道。这是国际法管理和全球治理的创新理念。”肖永平说。由于程序冗长、成本高昂甚至停工。国际调解法庭旨在帮助争端各方以灵活、经济、便捷、高效的方式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是对上述困难的直接回应。 “肖永平表示，“由于国际法院审判和国际仲裁具有自然性，强调输赢的是非，很容易导致当事人关系破裂，裁决的执行也经常遇到阻力。调解是一种非接触式、合作性的解决方案，在中立第三方的帮助下，有助于维持和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赢或多赢，而不是制造赢家和输家。” 由此，国际调解法院迅速获得了广泛支持。他认为，国际调解法院的规范运作是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的变革：一是提高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覆盖面和代表性。与现有的国际司法、仲裁机构大多由西方国家建立不同，国际调解法院是在美国成立的。在中国主导下，广泛邀请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化、民主的方向发展，有助于纠正现有体系的不平衡、不公正和治理缺失。二是填补了政府间国际调解机制的制度空白，为国际法提供了新的实施工具，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工具箱。三是注入“统一与象征”的东方智慧，强调不沟通，平衡西方主导的对抗性法律文化。其倡导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增强了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四是增强国际法治吸引力、注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争端解决模式，有利于维护和规范各国关系。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五是与现有争端解决模式形成功能互补和良性竞争，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更好地协调新兴领域争端。 “推动人类争端解决范式从对抗走向和解”“国际调解法院的成功实践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肖永平分析道——一是推动人类争端解决范式从对抗走向和解。纵观历史，人类解决冲突的方式经历了从武力到外交再到法律的转变。这些手段往往以一方胜、另一方败告终，恩怨深厚，周而复始。国际调解法庭融入东方文明“团结与象征”的智慧纳入现代国际法律体系。不求谁对谁错，而是着眼于修复关系、凝聚共识，实现矛盾的创造性转化，这与降低国内冲突成本、把更多精力投入发展合作是一致的。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人类文明丰富多彩，全球治理模式必须多样化。国际调解法院标志着非西方文明在制度设计和价值观念上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实现了不同法律传统的对话和融合，共同丰富了人类法律文明的工具箱。三是将法治基础与和平基础结合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命运共同体人类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国际调解法院作为常设、专业调解人，能够及时化解国家间摩擦，防止冲突升级，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团结。塑造对话而非对抗的文明态度，是从丛林法则走向文明对话的重大一步，也是人类政治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四是在新兴领域开辟人类共创政策之路。应对人工智能、外太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人类尚未制定共同规则，传统对抗机制无法建立规则。国际调解法院可以充当规则孵化器，各方可以超越现有法律规定，探索和创建新的行为标准。它提供了一个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人类共同克服未知挑战的积极道路。 “总之，国际调解法院的重要性超出了解决争端的范畴。它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先进、更古老、更人文的解决范式。”肖永平说，“因为文明的发展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是解决冲突方式的演变，即从军事占领到法律制裁，到友好协商、和谐和谐。国际调解法院是这一伟大演变中的新灯塔。” 编辑：刘嘉文